什么是属于中国的说唱？有三个男生在找答案上海夜场招聘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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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◆直火帮新专辑试听会现场布置得与众不同。新歌《长大》《1993》写了他们自己的成长故事。 吴越 摄

　　“90后”说唱组合直火帮三位成员在录音室内讨论新专辑的构思。左起分别是谢子通、罗昉芊和姜孜戈。本报记者 张海峰 摄

　　3个名校毕业的“90后”组合玩说唱。乍一听，你可能觉得他们是在“玩票”。但如果说他们已放弃了大公司的工作，全职做音乐，马上要推出第三张团体专辑，你是不是会惊讶？又或者，你会隐隐担忧说唱这个职业不太稳定。

　　在上海市区一条著名美食街内街商铺的地下室里，记者见到直火帮（Straight Fire Gang，简称SFG）三个成员，在那间只有10多平方米的录音室里，与他们聊了一下午。

　　罗昉芊、谢子通、姜孜戈，当看到这三个名字时，或许一头雾水：他们是谁？热爱说唱的你或许更熟悉他们在舞台上的名字：说唱组合直火帮（SFG）。在2020年底举行的·融合嘻哈颁奖典礼上，直火帮一举拿下“最受欢迎说唱组合”奖；过去两年的现象级说唱综艺节目中，也有直火帮成员的身影；在网易云音乐，他们的数字专辑已累计售出数万张。

　　在多少有点“草根当道”的说唱圈，直火帮3名成员因高学历备受关注，并被冠以“学霸组合”。罗昉芊毕业于上海某重点高中，大学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（UCLA），读应用数学专业；谢子通来自上海，托福成绩111分，大学就读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（UCLA），读数学经济专业；姜孜戈毕业于上海某重点高中，本科在斯沃斯莫尔学院（Swarthmore College）读社会学/人类学，研究生在芝加哥大学读国际关系。小罗和小姜是高中同班同学，小谢和小罗是大学室友。带着同样对说唱的热爱，2016年，三人在留学期间成立组合。

　　说唱音乐起源于美国，一路发展到现在已有许多细分流派。近年来在国内，说唱音乐越来越火，听众们也渴望听一些能够引发共鸣的好歌，而非那些只有抓耳的旋律却言之无物的“口水歌”。

　　除了流利顺畅的英文歌词，身为“学霸”的成长背景和独特视角成了直火帮的优势。他们写年轻人冲破迷惘的力量，写痛苦之后的清醒，写母亲的奋斗之路……2018年初，他们的第一张录音室专辑《爬墙少年》发表后，迅速吸引一批同样成长在新时代、对人生和世界都有自己思考的年轻粉丝。从某种程度上说，首张专辑承载着他们的初心，也透露了他们的一点野心——在《爬墙少年》的介绍中，可以看到这样一段话：什么是真正属于中国的说唱？直火帮一直在寻求答案。

　　在无数次的探讨、尝试、思考之后，他们得出结论：属于中国的说唱，应该是能激励大多数中国人寻找自我，并且让更多外国人了解中国人真实生活的作品。其实每个人的生活中都会有一座座需要翻越的墙，无论成功与否，重要的是勇于向上。

　　按照人们惯常的思维，直火帮三人毕业后最稳妥的出路是回国找份体面的工作，随后立业、成家。一开始，他们还真是这么做的。大四那年，国内一家互联网公司到美国特招，名额是2个。当时，罗昉芊和谢子通都收到面试通知，两人开玩笑说，兄弟，看来这次录取的不是你就是我了。没想到，两人竟同时被录取。本就是大学室友的他们，在2016年夏天一起到了广州成为同事，继续做室友。

　　进了互联网公司做产品经理、数据工程师，两人在大学期间就投入很多精力参加互联网创业项目和比赛，也曾期盼着能干出一番事业。但现实并不总尽如人意。临近中午才上班，一直干到深夜，创意层面参与少，执行层面的活儿更多。有时手头没事，上海夜场招聘去园区外散步几小时，回来还是没事干，存在感很低。

　　团队里其他同事年纪都大一些，事业和家庭都处于稳定期，平时彼此交流的话题总围绕着买房、买股票、生孩子。而罗昉芊并没有也不愿意进入那种生活状态。工作一年多后，两人狠下心辞职，“不想再浪费时间”。

　　另一边，姜孜戈也在挣扎。两位小伙伴回国工作时，姜孜戈在芝加哥大学读研。因为妈妈想让他留在美国，他曾在本科毕业后找过工作。一家在华盛顿的咨询公司给他发了Offer，可他觉得这份工作“看不到未来”。读完研，姜孜戈又找工作，收到的还是同家公司的同个职位。2017年夏天，他也回了国，在上海一家教育中介上班，业余时间继续写歌。

　　2018年，得知小伙伴辞职回了上海，姜孜戈也辞职了。三个年轻人脱下西装，全力回归他们最热爱、最能感受到自由的说唱。直火帮，蓄势待发。

　　2017年，三人在广州的livehouse做过一次专场演出。自觉当时“名气还不太响”，盘算着应该能卖掉超过100张票，结果当晚来了500多人。这让他们有了信心，做说唱还是有可能养活自己的。

　　辞职后，直火帮做的第一件事是全国巡演。两个月里，他们到北京、上海、广州、深圳、成都、武汉、西安、昆明、上海、上海10个城市演出，票卖得都不错。一轮巡演结束，他们有了一笔收入，也收获了更多忠实粉丝。

　　如果说直火帮的第一张专辑展现的是大学生的生活与追求，那么2019年发布的第二张专辑《第二个酒吧》中，更多地展现了步入职场、进入社会后，他们的所思所想。专辑中，《转发这条大锦鲤》毫不客气地讽刺当下社会中一些人只想着求好运，却不想付出实际努力的现状；《倒时差》像是在给自己和那些勇敢面对自我的人加油鼓劲。

　　随着知名度提升，各种商演都找上直火帮。除了创作内容的蜕变，他们意识到，作为职业音乐人，现场表演能力也很重要。性格迥异的三个人面临着不同挑战。被粉丝称为“梗王”的姜孜戈，最喜欢在舞台上带着观众“蹦迪”。“我上台完全不会紧张，也不会在意偶尔忘词，对我来说表演就是释放能量的机会，开心就好。”姜孜戈说，自己把表演当成有氧运动，希望未来能感染更多观众。

　　又高又瘦的罗昉芊，在最初巡演时发现体力有些跟不上，演出时能把歌完整唱好就耗费所有力气，更别提在台上蹦蹦跳跳了。后来，他开始健身。“现在和以前有很大不同，我会有意识地研究自己的表演方式和状态，希望让观众看到更精彩的呈现。”

　　看上去“冷面”但实则话不少的谢子通，也研究了自己的台风。“最开始我在舞台上太投入、太忘我，去年有一阵又反过来，过于在乎自己唱歌时够不够帅。”谢子通说，这两种都不是理想状态，他希望能找到一个平衡点。

　　和许多同龄人一样，三个年轻的说唱歌手也有各自“难念的经”，要处理好和父母家人的关系。

　　相对来说，谢子通在这方面压力小一些。“我爸妈一直都挺开明的，现在他们对我唯一的要求就是歌词里面不要有脏话。”谢子通的父母都是大学教授，以前也有在国外访学的经历，对欧美文化了解较多，对儿子热爱的说唱，愿意主动去了解。

　　罗昉芊说自己的父母是“电视剧里那种普通家长的样子”。看到儿子事业有起色，上了更多节目，为越来越多人所喜欢，父母格外自豪。“尤其是我爸，会对同事说，你看，那是我儿子。”高兴之余，父母也会暗暗观察，有时也会表达出担忧。

　　三人之中，谈起家长话题时，情绪最激动的是姜孜戈。在姜孜戈写的歌词中，大家已基本能够了解，从重庆到上海、一路凭着工作能力为家庭创造美好生活的姜孜戈妈妈，是个不折不扣的女强人。习惯对自己和员工高标准严要求的姜妈妈，在与儿子的相处中，有时也带了些企业管理的意味，这让小姜有些无奈。

　　对儿子全职做说唱这件事，姜妈妈的态度也是“阴晴不定”——心情好时，她会表扬，说你们的说唱做得还不错；心情不好时，就会质疑三个人组合开公司收益行不行，应该有完整的运营……看得出来，姜妈妈对儿子的影响很深。尽管聊天中，小姜对妈妈提出了一些“不满”，但实际上，在歌词里提及妈妈最多的人也是他。

　　两年半没发团体专辑，直火帮并没有偷懒。2020年，三位成员都出了个人专辑。谢子通的《黑匣子》，深化了他忧郁且富有哲思的歌词；罗昉芊的《2098：启示录》，兼具未来科幻感与爵士感；姜孜戈带着美食家的独到视角创作了全英文的《Omakase》。

　　2020年直火帮还有一个标志性事件——罗昉芊参加了《说唱新世代》。采访中，罗昉芊用十分平静的语气描述了事情的经过。他说，去参加比赛是临时起意，因为“很刺激”。节目组面试截止的最后一天，他从家里赶到虹桥高铁站乘车直奔无锡。顺利通过面试后，他留了下来，在3个月时间里，不是写歌、录歌，就是和其他选手一起点外卖、打游戏、打篮球，“就像参加夏令营”。最后，罗昉芊拿了第四名。直火帮的知名度更高了。

　　前不久，直火帮在上海地段最好的一家商场租下场地办新专辑试听会，还结合专辑内容做了装置艺术展。“讨论概念和类型用了1年，制作又用了1年，这张专辑和前两张不一样。”谢子通说，“以前我们会有很多观点输出，现在看来有些肤浅，这张专辑不再对事件有太多评论，而是真实描摹自己的生活状态，通过自己的经历和感受来感知社会变化。”

　　出道五年多，直火帮逐渐褪去青涩与稚气，事业上一次次突破让三人越发成熟。但在舞台之外，他们也是普通的“奔三”青年，过着城市里同龄人差不多的生活。

　　热爱美食的姜孜戈，会在“巨富长”周边逛街、健身、喝咖啡，和朋友一起美美地吃上一顿。组合里唯一不在上海长大的谢子通，如今也被这座海纳百川的城市吸引，喜欢在小马路上的咖啡馆一边“思想漫游”，一边找创作灵感。吃好晚饭后，最好还能和朋友一起组个篮球局。最“宅”的罗昉芊，则喜欢窝在租住的小屋里，或是在周边走走，享受便利的城市生活。

　　“在上海生活的点点滴滴，构成我们这张新专辑的内容。”直火帮说，“我们是说唱歌手，也是这个城市的居民。”